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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对西方民主法治国的商谈论重建

发布时间:2018-02-17

  我们知道,哈贝马斯用交往理性概念和交往行为理论力图进行启蒙理想的哲学重建而在哲学界和现代性理论界独树一帜。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这是哈贝马斯“一本非同寻常的着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能是哈贝马斯最好的着作”,哈贝马斯希望把基于语用学转向而建立的交往行为理论运用到政治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领域,以便证明交往行为理论的解释力并实现这种理论的价值。
  
  在哈贝马斯看来,面对世界性的生态危机、贫富差距、种族战争、民族战争、核威胁和国际性资源分配之争的可怕局面,西方民主政治已经失去了方向感。哈贝马斯力图对西方民主法治国进行商谈论重建,以便恢复西方社会对民主政治的信心。
  
  作为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法律进行自我组织而形成的联合体,作为规范性共识基础上的法律秩序和合作秩序,民主法治国本质性地关涉到法律的规范有效性、法律与权利之间以及法律与权力之间的构成性关系。在哈贝马斯看来,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下,民主法治国只有通过商谈论这种新的视角才能得到理解。
  
  一、哲学范式的转换与法律规范。
  
  有效性的商谈论阐释哈贝马斯区分了法律的规范有效性和事实有效性或社会有效性。“法律有效性涉及这样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根据其平均被遵守情况来衡量的社会有效性,另一方面是对于要求它得到规范性接受的那种主张的合法性。”法律的规范有效性是社会公民出于对法律的合法性的认可而义务性地遵守。“法律秩序必须永远有可能出于对法律的尊重而服从其规则。”在哈贝马斯看来,任何社会都需要进行社会整合并形成一种合作秩序,一种稳定的法律秩序或合作秩序必须建立在规范有效性的基础之上,而不能仅仅依靠强权和制裁来维持。哈贝马斯借鉴阿诺尔德等人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探讨了前现代社会的规范性共识和社会整合机制。人类学研究表明,前现代社会的法律、道德、习俗和传统是混为一体的,法律的规范有效性具有一种元社会保障。在小型的、相对来说尚未分化的社会中,法律的规范有效性及其社会整合功能依赖于血缘共同体的社会建制。这种血缘共同体同时也是认知、价值、动机和规范等相互混合的信念复合体,法律的规范有效性是建立在这种信念复合体之上的。同时,魅惑性的神灵权威,加上大量的禁忌、仪式,有效地限制了人们对规范的反思、质疑和异议,确保了人们对法律的普遍遵守。随着前现代社会那种血缘共同体和伦理共同体的解体,共同体成员转变为个体化的人和理性的主体。在这种理性的主体面前,一切信念、习俗、传统价值和秩序都是反思、异议、质疑和批判的对象。这正如恩格斯所说: “他们不承认任何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 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为法律和道德提供魅惑性权威支持的宗教衰落了。伦理生活多元化了,社会失去了统一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以伦理生活的统一性为基础的信念复合体瓦解了。道德主观化、理性化、反思化和普遍化了,这种道德不是由某种统一的实质性的善观念所决定的行为规范和义务目录,而是在多元化的伦理生活和善观念之间寻求可普遍化的公正原则。罗尔斯曾经说: “古代人的中心问题是善的学说,而现代人的中心问题是正义观念。”作为一种知识和一种文化符号的现代道德失去了对行为的规范力和对社会的整合力。道德与政治分离了,道德既不能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不能对政治权力产生建构和规范作用。信念复合体和规范复合体解体的结果是法律的实证化,即法律采取明令颁布的条文形式。法律的实证化导致了法律的规范有效性的基础的变化。哈贝马斯借鉴韦伯的观点认为,宗教世界观的祛魅导致了法律的规范有效性的基础被世俗化,法律的实证化、法律和道德的分化是合理化过程的必然结果,这个合理化过程破坏了法律秩序的元社会保障。习俗、传统和宗教不能为法律的规范有效性提供精神支持,法律的规范有效性依赖于合理化的论证。这正如尚塔尔·墨菲援引克劳德·赖弗特的观点说: “原本体现在王族身上并与超验的权威相连的权力的不在场现在制止了合法性的终极保障和源泉。”为法律的规范有效性寻求一个世俗的基础,从而构建一个规范性共识基础上的法律共同体,是近代以来思想理论界的主要任务。哈贝马斯认为,17 世纪以来法治国的构建都在一种道德-实践自我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自从实践理性从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框架中摆脱出来,作为一种主体能力,它就逐渐转变为主体哲学和意识哲学的前提性概念。这种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性概念具有强烈的主体主义、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色彩。法律的规范有效性的基础从宗教迷信的魅惑性精神权威转变为人的普遍的理性本质,法律是从先验的理性本质和普遍的自我意识引申出来的,法律的规范有效性的基础在于理性主体的自我立法。
  
  这种实践理性概念不仅成为政治社会和伦理道德的解释根据和构成性原则,而且逐渐被加上一个历史向度而成为历史哲学概念。在哈贝马斯看来,实践理性的主体性和理性原则并没有成功地为法治国的构建提供基础,因为这种原则导致分裂和对立,而不是社会的统一和联合。“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导致了使伦理总体性发生分裂的抽象过程”.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是最早从这方面对理性和主体性原则进行批判的思想家,黑格尔认为,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导致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离和对立,“所以黑格尔构想出了绝对概念,把理性作为一体化的力量。”主体性和理性原则形成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理性与感性、主体与客体、先验与经验、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以及自我与他人等。正因为如此,后黑格尔时代的哲学把对理性和主体性的批判作为一种理论时尚。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世界性灾难和人类目前依然面临的种种问题,即使不是理性和主体性原则的直接后果,这种理性和主体性的哲学范式面对复杂社会的问题也越来越显得无能为力了。经过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等人的批判和清算,“理性的本质主义的最后痕迹已经荡然无存了。”仅仅从理性和主体性出发对政治社会和人类历史进行整体性解释这种做法受到普遍的质疑。“任何努力都无法恢复实践理性概念在伦理和政治、理性法和道德理论、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方面曾经具有的那种说明力。”桑德尔批评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也主要指责这种主体性观念“排除了主体间的或主体内的形式的可能性”.这种主体性观念排除了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的可能性。哈贝马斯则认为,“主体性作为一种未能兑现的诺言”包含着一种潜能,能够为法治国的构建提供一种自我理解的基础。因此,哈贝马斯虽然抛弃了主体哲学的主体性原则,但坚持了主体哲学的意图,以便为现代民主法治国的构建保留主体向度。哈贝马斯说: “以主体性为原则的现代性蕴含着一种未被破坏的主体间性观念,最初被青年黑格尔称为伦理的总体性”.在哈贝马斯看来,主体性本身潜在地包含着主体间性原则,具有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的功能,能够成为现代民主法治国的基础。哈贝马斯虽然批判了意识哲学范式,但是又坚持意识哲学的意识向度。因为,现代法治国应当“是由本来就自由平等的社会成员的自由联合所形成的意向整体”.否则,政治社会和法律秩序就成了非意向性的自然秩序和物化结构,被归结为某种客观化的功能秩序和系统,而不是自由平等的公民的自我组织以及理性共识基础上的规范秩序与合作秩序。哈贝马斯批判实践理性的本质主义理性观,反对把人的理性本质作为政治社会和法律道德的解释根据,反对理性形而上学以及一切形式的柏拉图主义。所以,在罗尔斯与哈贝马斯的争论中,罗尔斯认为“他( 哈贝马斯---引者) 的见解是完备性的”,把哈贝马斯的观点归结为某种形而上学,这可能是一种误解。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中理性不仅具有宗教曾经具有的一体化功能,而且,“如果规范体现了普遍利益,那么,它们就是以一种理性共识为基础,否则,它们就是基于力量。”现代法治国应当是理性共识基础上的规范性共同体。哈贝马斯抛弃了以主体为中心的实践理性,提出了交往理性概念,另辟一条走出主体哲学的道路。交往理性不同于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是一种先验的主体本质属性,交往理性存在于主体间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动中。实践理性是一种本质主义理性,交往理性则是一种程序主义理性。交往理性并不像实践理性那样直接提供行动的规范,就像康德直接从实践理性概念引申出道德律令。哈贝马斯说: “它的作用不再是直接引出一个关于法和道德的规范律令。相反,它提供的是一种导向作用,引导人们对形成意见和准备决策的诸多商谈所构成的网络进行重构。”西方意识哲学的衰落和语言哲学的兴起是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和交往行为理论的理论背景,尤其是语言学领域从语义学向语用学的转变,为哈贝马斯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使得对政治社会和伦理道德的商谈论阐释,尤其是对法治国的商谈论构建成为可能。哈贝马斯说: “我一直试图证明,实践问题是可以用话语来处理的。”哈贝马斯认为语言具有建构世界的功能,应当把现代民主法治国置于一种语言结构之中。“语言应当被理解为一种结构,从而使得意义理解、同一性的意义以及主体间有效性能够建立一种内在联系。”通过这种语言结构,法律的规范有效性和法律共同体的构建能够得到一种商谈论的理解。
  
  首先,在哈贝马斯看来,法律的规范有效性不是源于实践理性的本质设定和理性自然法,从语用学上看,法律的规范有效性是指其合理性得到对话参与者的认可的陈述所具有的约束力,即一种陈述在一个诠释者共同体中能够得到承认。其次,哈贝马斯把意识哲学和语义学的思想和概念的普遍性转换为一种语言的属性。普遍性意味着“语言表达式对不同使用者来说具有同一的意义”.说话者和听话者对一个语言表达式能够以同一的方式来理解。再次,由于语言能够释放出社会化的的主体间性力量,所以一种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能够在法律商谈中实现。最后,由于理性共识是在主体间共享的生活世界内就世界上的某物达成了理解,那么这种共识就预设了一种诠释者共同体的存在。因此,法律共同体不是以某种共同目的或共同观念为基础的共同体,而是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共同体或诠释者共同体。这样,现代民主法治国就能够被商谈论地理解为,在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为中,自由平等的公民的法律商谈和法律诠释所达成的共识,为法律的合法性和规范有效性提供了基础,这种法律商谈过程就是公民的自我组织和社会整合过程,一个法律共同体在这种法律商谈中得以形成。
  
  二、法律与权利之间的构成性关系。
  
  与民主法治国的商谈论重构哈贝马斯批判了个人主义的权利观和法律观。个人主义权利观把权利看作是一种主观自由或意志自由,一种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并排除他人干预的可能性,把权利看作是一种消极自由,而法律就是对这种自由的保护。哈贝马斯认为,个人主义权利观和法律观只有主体性视角,缺乏主体间性视角,因而导致人与人的对立和社会的分裂,而不是社会的整合和团结。哈贝马斯肯定了雷泽对个人主义权利观和法律观的批评,雷泽认为对权利和法律的个人主义理解使得法律同伴之间相互孤立。雷泽提出了社会法概念,强调权利所涉及的是法律主体的彼此合作和关联性。“权利是一种关系、一种社会惯例,而在那两者的根本方面,它是关联性的一种表达。”哈贝马斯认为,西方近代的社会契约论包含着商谈论民主法治国的主要条件和基本框架。首先,社会契约论包含着主体间性原则。这种主体间性在康德那里表现为,社会契约在本质上是根据一条普遍法则使每个人的自由同其他人的自由协调一致。在哈贝马斯看来,在社会契约论中,共识的形成和契约的达成有赖于对手之间的视角交换,必须超越自我主体的视角,并在自我中把他者包含进来,实现自己的意志与他者的意志之间的协调。其次,社会契约论具有社会视角或共同体视角。社会契约是主观自由的个人从社会视角出发建立社会联系的过程。缔约者必须具有整体性和集体性的考量,不能仅仅局限于自己的权利,还要着眼于社会目的。再次,社会契约是自由平等的个人就社会合作所达成的共识和作出的约定,因而法律的规范有效性取决于一种合理的可接受性即同意,这种同意恰恰是商谈论民主法治国的核心原则。最后,社会契约论拒斥实体主义理性而强调程序主义理性。哈贝马斯说: “按程序办事的合法性类型,首先是卢梭提出来的。”社会契约论把立法者的意志形成过程与一种民主的程序结合起来,符合程序的结果就是共同意志或理性共识。哈贝马斯对民主法治国的商谈论构建正是基于程序主义理性才是可能的。
  
  但是,哈贝马斯认为,康德的同意和理性共识是以一种先验的、前政治的自然权利,即在社会契约之前取得合法性的自然权利为基础的。自然权利是法律的规范有效性的源泉。康德持一种先验主义的权利观,这是康德的形而上学之失。卢梭强调伦理的共同体观念和集体意志,法律的规范有效性以及法律共同体的建立源于个体化的个人就共同利益所达成的公意。在卢梭那里自然权利或人权没有优先性。卢梭虽然避免了康德的先验主义和形而上学,但是卢梭不能证明,利益相互冲突的个人之间如何能够形成公意。哈贝马斯认为,康德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并没有成功地阐明权利和法律之间的构成性关系,社会契约论的困难使得一种商谈论的权利观和法律观成为不可避免。康德借助于某种先验的权利来证明法律的合法性和规范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论证社会整合和法律共同体的构建,已经没有任何解释力了。麦金太尔也认为,用自然权利来论证现代道德、法律和政治国家的合理性,这种启蒙的筹划之所以以失败告终,是因为“自然权利或人权是虚构的,只不过是具有高度特殊性的虚构”.卢梭面临形成公意和达成共识的困难,也是源于一种主体哲学和意识哲学视界,源于对现代民主法治国的理性主义和本质主义理解。康德和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困难正是哈贝马斯商谈论权利观和法律观的起点。对哈贝马斯来说,一方面必须拒斥康德那种先验的自然权利观和以此为基础的法律观,另一方面必须在商谈论层面通过语用学视角克服卢梭的困难。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自由和交往权利概念,否定了主观的意志自由和自然权利的始源性和优先性,以便把现代民主法治国的构建置于一种商谈论的层面上。交往自由和交往权利是“在以理解为取向的行动中预设着的一种可能性: 对对话者所说的话和在这种话中所提出的旨在主体间承认的有效性主张,表示一个态度的可能性”.与主观自由和自然权利相比,交往自由和交往权利具有自己的特点,成为现代民主法治国的商谈论构建的前提性概念。第一,与主观自由和自然权利的主体性和个体性不同,交往自由和交往权利先在地包含着主体间性和社会性,因为交往自由和交往权利旨在获得一种共同接受的理由,着眼于自由意志之间的共存。第二,主观自由和自然权利侧重于主观意志的表达并以个人利益为目的,交往自由和交往权利则是以理解为取向并以共识为目标。交往主体愿意使行动计划建立在共识和主体间承认的基础上。第三,主观自由和自然权利基础上的共识是源于人的理性和主体本质的先验预设,而交往自由和交往权利基础上的共识则是源于一种商谈条件下的话语属性。
  
  由于悬置了先验的主观自由和自然权利,代之以交往自由和交往权利的始源性和优先性,一种商谈论的权利观和法律观以及法律与权利之间的构成性关系就能够得到阐明。第一,确保法律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同意和共识,其基础曾经是先验的自然权利,现在转变为在交往自由和交往权利基础上的权利商谈和法律商谈,而卢梭的困难也在这种商谈中不复存在。第二,交往自由和交往权利的优先性和始源性把人民主权或民主置于商谈论的层面上。民主就是自由平等的公民的自我立法和自我确权,这使得法律的承受者也是法律的创制者。第三,权利和法律都是在商谈过程中被构成的,一定条件和程序下立法主体的商谈是权利和法律共同的源泉。权利和法律是相互构成的,因为法律商谈和权利商谈是二者合一的。权利商谈和法律商谈的这种统一性,使得权利通过法律的建制化而成为权利,法律通过对权利的诠释和确认而取得合法性和有效性。没有离开法律而存在的先验的权利,权利的获得过程同时就是法律的形成过程,法律是权利体系的法律化,是权利体系的法律表现形式。法律的创制即立法本质上又是对权利的创制。在商谈论视域下,权利不是在立法商谈之前存在的,权利的内容需要立法者进行诠释和安排。“权利体系不是作为一种自然法而事先给予制宪者的。这些权利被意识到,仅仅是在一个特定的宪法诠释过程中。”权利产生于立法者的诠释,而这种诠释就是一定程序和条件下的法律商谈。权利永远处于“填值”过程中,与此同时,法律也永远处于取得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过程中。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法律商谈和权利商谈达成共识,其结果就是一条法律获得通过和一种权利得到确认。公民就是通过这种法律商谈和权利商谈来进行自我组织,并通过形成共识把社会整合为一个法律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产生于无定型的、流动的商谈过程,因而共同体本身也是无定型的和流动的。法律商谈和权利商谈过程以交往自由和交往权利为前提,其结果是权利体系和法律体系的构成性关系的不断生成,即权利和法律不断相互构成。
  
  三、法律和权力之间的构成性。
  
  关系与民主法治国的商谈论重构法治国的重构必然本质性地关涉到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与法律的关系,现代法治国要求把组织权力、行政权力和制裁权力等国家权力置于法律之下,政治权力必须通过法律来组织和实施。在哈贝马斯看来,法律和政治权力之间存在着一种构成性关系,政治权力是权利和法律所预设的。
  
  只有通过有集体约束力的组织,法律才能生效和实施,法律的有效性总是要以制裁之威胁作为后盾,以组织化的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作保障。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保护需要一个有时空边界和中央权威的集体即国家。政治权力与法律之间的构成性关系在前现代社会表现为自然形成的法律与政治权力的复合体。氏族社会的头人、祭司不仅是共同体规范的唯一诠释者即变相的立法者,而且把仲裁冲突的职能集中到自己手中。神灵法赋予权力以合法性,法官王获得了规范性权威的地位,这反过来又使得神灵法具有了事实性的约束力。同习俗和道德相互交织的神灵法把权威赋予王者,而王者的权力又将这种依赖于神灵权威的法律,转变为得到统治者暴力资源支持的因而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法律的作用是充当国家权力的组织手段,权力的作用是法律的国家建制化,法律通过政治权力获得强制性的权威,政治权力通过法律来组织,使得社会权力上升为政治权力。
  
  哈贝马斯借鉴韦伯的观点认为,政治统治只有在现代社会才以实证法的形式发展成为法律型统治。前现代社会是一个法律、道德、习俗等交织在一起的规范复合体和信念复合体,政治权力和法律的构成性关系是自然形成的。前现代社会还没有形成法律型统治或法治国。一方面,法治国要求政治与道德和宗教相分离,政治权力只能通过法律来组织和实施,而不是在各种规范复合体和信念复合体基础上自然形成的。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供基础的只能是法律的合法性,而不是道德、习俗和宗教。另一方面,法治国还要求法律的实证化,即法律与宗教、道德、习俗等相分离,法律成为明令颁布的规范条文。而这样一来,法律的合法性就只能源于法律本身,而不是源于法律之外的道德和宗教的精神性权威。法治国要求法律的合法性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供基础,而合法的法律的实施又通过合法的政治权力得到一种强制性保障。法治国是法律对政治权力的规范和建构作用,与政治权力对法律的保障作用二者的统一。哈贝马斯认为,法律和政治权力的关系只是在近代早期才成为问题的。马基雅维利首先看到政治权力与宗教传统的断裂,以及政治权力与道德的分离,因而完全抛弃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道德政治论和中世纪的神学政治论。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执掌国家权力的统治者抛弃了任何宗教和道德对政治权力的规范作用,完全从策略眼光出发进行计算,并基于目的合理性对政治权力加以运用。面对国家权力这种赤裸裸的垄断性暴力,马基雅维利之后的思想家都不得不为法律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作出新的解释。“与宗教传统相脱离的国家权力,成了大家争论的问题。”霍布斯、康德和卢梭等思想家都用理性法理论解释法律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都致力于为法律的合法性提供理性基础,进而发挥法律对政治权力的建构作用和规范作用。神灵法的拱顶塌陷之后,世俗的法律只能从理性那里找到一个替代物来为自己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提供支持。哈贝马斯认为,理性法理论用本质主义的实践理性为法律的合法性提供论证,也是一种超实证的、形而上学的独断思路,没有克服法律与权力之间的对立,不能阐明法律与政治权力之间的构成性关系。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中,法律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从而政治权力与法律之间的构成性关系只能通过商谈论这样一个新的视角才能加以理解。
  
  实际上,政治权力的合法组织和合法实施取决于法律的合法化,而法律的合法化又取决于立法的民主化即社会公民的自我立法。因此,民主是法律的合法性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二者共同的源泉,因而成为法律和政治权力之间构成性关系的前提和基础。政治权力通过合法的法律来组织,政治权力的行使由合法的法律来规导,而法律的实施又得到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保障。否则,政治权力和法律就是相互分离的,政治权力就成了赤裸裸的暴力,法律就沦为这种强制性权力的工具。同时,民主化的法律过程使得社会联合为一个法律共同体,只有这种法律共同体才能形成与政治权力相抗衡的力量,把政治权力的组织和运行置于法律之下。在哈贝马斯看来,无论是民主主义的民主观,这种民主观基于一种意志主义的假定,认为存在着一种表达普遍利益的民意,还是立足于平等保护自由权利的自由主义民主观,都不能理解法律与政治权力之间的构成性关系。商谈论的民主观把民主看作是一种由论坛和议会团体构成的无主体的交往循环,法律和政治权力也就在这种循环中通过商谈而彼此建构。威尔·金里卡认为当代民主发生了“从以投票为中心的民主向以对话为中心的民主的过渡”,这种对话民主与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在根本取向上是一致的。乔万尼·萨托利认为“错误的民主观导致民主的错误”,而哈贝马斯则完全可以说,错误的民主观导致对政治权力和法律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错误理解。
  
  在哈贝马斯看来,法治国不仅涉及到法律与政治权力的构成性关系,而且尤其涉及到法律和行政权力的关系,涉及到把行政权力置于法律之下的问题。沃特金斯认为: “如果要法律有效节制政府官员的行为,我们就必须创设某种外在机构,使其强大到足以约束那些官员去履行他们的法律责任。”沃特金斯主张在政治权力体系中,用掌握立法权的国会制衡行使行政权力的政府,而哈贝马斯则主要是受到阿伦特的启发,强调交往权力的优先性和始源性,并以此来制约行政权力。阿伦特区分了权力和暴力,认为权力是非强制性交往中形成共同意志的潜力,而暴力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别人的意志加以工具化。权力不仅是行动或者做事的能力,也是协调一致行动的能力。这种权力产生于公共领域和主体间结构中。这种权力不是实现自己的利益或者实现集体目标的潜力,而是在合法之法的制定和国家创制中的授权力量。这种权力是为自由奠基并对自由加以保护的力量。在哈贝马斯看来,阿伦特所说的权力其实是一种交往权力。阿伦特指出: “真正的政治行动( 就其处于暴力领域之外而言) ,要以言说来进行。”这种对他人所提出的旨在得到合理的同意的主张表示意见的可能性就是交往权力。合法的法律产生于交往权力,而交往权力又通过法律转化为行政权力。一切行政权力都来自公民的交往权力。法律是交往权力转化为行政权力的媒介,这种转化就是授权。现代法治国要求行政部门必须服从法律,接受监督,阻止社会权力不经过交往权力直接转化为行政权力。而社会权力是指行动者在社会关系中维护自己利益的可能性。哈贝马斯指出: “把由权力代码来导控的行政系统同具有立法作用的交往权力相联系,并使之摆脱社会权力的影响、即特权利益的影响。行政权力不是自为地繁殖的,而是交往权力转化的结果。”在哈贝马斯看来,无论是权力分立和立法至上的政治原则,还是保障公共领域的自主性和党派竞争,目的都在于使行政权力的运行受民主地制定的法律的约束,从而使行政权力仅仅产生于公民共同形成的交往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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